时最老摇滚导演侯祖辛错过了与中国摇滚的初恋但含笑福泉布拉姆斯胡培蔚刘育绫x

《老摇滚》导演侯祖辛：错过了与中国摇滚的初恋，但这份爱依然阳光灿烂

80年代那会儿，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4:2大逆转，全场球迷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都跑到了天安门广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一边唱歌一边互相拥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这些经典红歌，此起彼伏，但他们当中有个年轻人并没有加入大合唱，反倒是在暗骂，“操他妈，中国的作曲家都死绝了么？我要找一种音乐，我不知道这样的音乐叫什么，世界上肯定有”，他就是侯牧人，《老摇滚》导演侯祖辛的父亲，后来，他找到了这种音乐，那就是摇滚。

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侯祖辛心中的摇滚,是我们在不能表达时的呐喊

说起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都会是崔健。实际上，在崔健，张楚，何勇他们这些摇滚人之前，早有了侯牧人这样的先行者，只不过，在他们这一代，中国摇滚还处于一个被找寻的状态，但当呐喊的唱腔，伴随着铿锵，粗砺的电吉他声，第一次回响在中国人的耳畔时，正在萌芽的中国摇滚，已经是性感得一塌糊涂，老炮们说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几十年后，侯牧人在女儿侯祖辛纪录片《老摇滚》的开头，讲述了这段经历，此时他正在脑梗的恢复期，说话慢慢地，还有点吃力，却让人觉得每个字都说的很有劲儿。他还在努力表达着让百姓出行更方便，说起来，当年寻找摇滚，就是因为他想要表达一种情绪，却没有够劲儿的方式，结果他表达不了，就自己去摸索。患了脑梗之后，“说不了话，写不了字，表达这个渠道完全被封锁了。”这件事对侯祖辛的冲击非常大，“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残忍，我当时就问医生这个能不能好？医生说不一定，有可能他以后都说不了话，写不了字，表达不了自己。他又是一个艺术家，虽然他的生命没有危险，但是我觉得特别心疼。我有两个特别强烈的感觉，第一个就是，有一天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他的故事说出来；另一个就是我自己也要拍片，我自己也有想说的话。一旦有机会让我说我自己想说的东西，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经历了那段日子以后，我们对‘能表达’这件事情特别珍惜。”

我们一聊摇滚，都会说那是青春啊，叛逆啊，抽烟喝酒性解放啊什么的。之前跟做现场酒吧的朋友聊，就在感慨，十年前的摇滚老炮儿，金属老炮儿，演出完都是一大拨人跑路边摊通宵喝酒撸串儿侃人生，现如今演出完大家就赶地铁回家了。现在能玩摇滚，金属的，都是有钱人，要么富二代，要么都有牧仁份稳定的工作，《后革命时代》里的那些“穷摇”，现在真的很难玩起来了。

侯祖辛本人也不抽烟，不喝酒，小学到中学都要强得一定要在班里拔尖，后来考上了每个怀揣电影梦的少年都神往的南加州大学，平时积极做志愿者，做义工，游历世界，不但不叛逆还挺像模范生，可她活得还是挺摇滚的，因为这都是她自己的选择，然后她都做得特别好，现在，她还在其主要种别以下：拍摇滚电影，用电影的方式表达摇滚。她父亲侯牧人患脑梗最严重的时候，不会说话，每天在医院练习说BPMF，黄纪苏（侯牧人的朋友）有天突然对他说，“我觉得你这样真他妈的摇滚！”

所以，当我们跟着《老摇滚》的镜头，再次回到80年代那场球赛后的狂欢现场，回到中国摇滚的最初始状态，摇滚就变得简单了，它没有什么旁的奢望，它就是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不藏着掖着更不憋着，不拐弯抹角不油滑，侯祖辛拍《老摇滚》，拍《二十，四十，六十》，因为这些都是她现在最想去说去表达的。你说她不摇滚吗？她特别摇滚，跟我们呐喊着的父辈一样摇滚。

虽与中国的摇滚年代擦肩而过，但中国的老摇滚精神并未被时间封印

摇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了，但它真的没有死。如果说喜欢摇滚就像谈了场恋爱，中国的老摇滚，是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那就应该是初恋吧。初恋只会有一次，最美好，以后想再找到一模一样的感觉，就难了，要是从那种美好的感觉里走不出来，会觉得爱情已经死了。

生活在摇滚家庭，童年时的侯祖辛也在不知不觉间，见证了中国摇滚青春期最美好，最丰满的躁动。

后来，在1994年，姜文那部《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了，触动了好多人，它表达了很多东西，也埋藏了很多东西，其中一点，就是我们跟摇滚的爱情。侯祖辛那时候还是7，8岁的年纪，“我记得刚出来电影的时候，是一个录像带，那天好多好多人来我们家，坐在地上，坐在沙发上，看的时候一屋子人特别感慨，觉得这个片子太蹂躏了，大家骑个自行车奔走相告，然后我跟着我爸妈，我爸骑一个自行车，我坐在那个大梁上，我妈骑一个自行车。”

“北京那时还有好多话剧，骑着自行车就去看，他们看泪流满面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有一年看到有一个话剧是《大雪》，那真的是像丰碑的一件事。当时特别小，那个话剧厂二层的地方，就是搁机器的地方都坐着人，大家胳膊腿都伸在外面，穿着军大衣，特别冷，坐满了人，大家都在看，我看见所有人都在流泪，这种一幕幕小的片段，我不知道讲的什么，因为我不懂，坐在那到处看，所以我的眼睛记录下了这些片段。这对我之后的影响其实特别奇特，我会进入那么一种氛围，然后我会向往那种氛围。”

老摇滚们眷念着初恋，同侯祖辛一样跟那段摇滚初恋擦肩而过的我们，则还多了一份错过那技术参数个时代的遗憾，却并不妨碍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体验那个年代，“就好像说我虽没有经历过当年的那个日子，但是我每次听到《姐姐》的时候，每次听《钟鼓楼》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起鸡皮疙瘩金瑞瑶的感觉。我爸有一首歌，《兄弟》，就是闯关东音乐上所写的东西，虽然我没经历过那段日子，但大家还在听那些歌。也许触到我们回忆的那个片段和画面不一样，但是因为它当时有太多真实的东西，这种触动是凝聚到现在的，所以现在听到那些歌，我还会听得热泪盈眶。我们错过的是一个出生的时代，但是那个音乐，我并没有错过它。”

也许比起摇滚老炮们，我们才更像是爱上了米兰的马小军，因为我们跟老摇滚的初恋，更多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在某一天听到了一段旋律，就好像自己已经爱了一辈子。

摇滚需要青春，也需要成长，可以与别人狂欢，也可以孤芳自赏

今天的文化环境跟八十年代不同，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跟过去一样，青春是好的，成长也是好的。

“那个时代是不可复制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魅力的地方。”

侯祖辛父亲那一代摇滚人是在寻找，崔健，何勇他们是在打破，他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也有一种时代使命在身上。

到了痛痒乐队这一代里，主要就是自我。

虎哥接受侯祖辛采访时说过，“我现在这个阶段脑子里出现的音乐就是这样，我觉得被启发的东西和舒服的东西就是这样，那我就去做，我不会为任何人买单，也不会为任何人负责，我会为我自己负责，我是为我的音乐负责。曾经喜欢我的人谢谢你，但是如果现在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要离开那也可以，所以这种不太在乎，不用去想，也不为别人做音乐。”

我们不必复制那个时代，如果真的热爱那个时代，何不在这个时代，找寻你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一点，侯祖辛做到了。

小时候过家家的玩闹，点燃了侯祖辛的导演梦，但本科她选的专业是社会学，为了锻炼思维。如果把表达拆分成两个部分，“方式”和“内容”的话，侯祖辛应该更重视内容，她首先想要丰富“自我”，至于表达方式，可以是摇滚，可以是爵士；可以是音乐，可以是电影。

侯祖辛丰富自我的办法，原理和跟健身增肌很像，你只有破坏肌肉，它才能变强，侯祖辛则喜欢打破固有想法，去不熟悉的地方，接触平时社交圈子里接触不到的人。

“这本身是一件特别过瘾的事，所以当我学社会学的时候李建复，我就拼命去接触不同的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我不知道，我专门找这些人做了课题，我人生中第一次跟一个四十多岁的妓女聊天，我就和她去聊了，我坐下来的时候，这个妓女真的把我震到了，她说问吧，我说你为什么要想当一个妓女？她直接跟我说你重新问一遍，说你会用你沙哑的语气和充满同情的眼神问你教授你为什么当一个教授吗？重新问一遍，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当妓女啊？然后那个阿姨就说好多了，这种感觉只有当你面对面这个人，跟他聊这个生活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他一起过生活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他们过的是一种什么郭敬明样的日子。”

“后来在香港的时候去戒毒所，采访13到16岁的小孩，问他们为什么开始吸毒，然后一个男孩就跟我说，因为我妈是小老婆，就是香港的一个大佬找的小老婆，我来这边所有的姨太太，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看不起我，只有我吸毒的这帮兄弟把我当人，所以我就愿意吸毒，因为我吸毒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人。关于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在他旁边说，吸毒的小孩好恶心、好脏，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本身有一颗这样的心，带着这样的感觉在我社会上认识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财富，现在我写的故事，我导片子的感觉，其实它们都融入到了我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成就了现在的我，所以我挺感激所有的人。”

跟侯祖辛聊音乐，聊电影的这个下午，一抬眼望向窗外，才发现天气出奇的好，好得就像上个世纪的老摇滚，走到户外，风也很大，瞬间吹走了久坐空调房会有的疲惫。突然觉得，这种感觉，不是也挺摇滚的吗？